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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古论今
孙中山是“勾结日本”的亲日派吗?
来源: 中国书画家网   点击: 16114   发布时间: 2016-07-18

孙中山是“勾结日本”的亲日派吗?

 今年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短史记将推出系列专题,廓清笼罩在孙身上的种种迷雾。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广场上的孙中山铜像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广场上的孙中山铜像

近年来,围绕孙中山有意向日本租让满洲及签署《中日盟约》等问题,有关其“亲日”,乃至“卖国”的讨论,时常见诸网络。如知乎上有网友提问,“同样是勾结日本,为什么孙中山是爱国者,汪精卫是卖国贼?”有网友回答,“孙中山命好,在1926年就挂了,不然要是活到了1942年,以他一贯的亲日派作风,早就跟日本合作,现在成为头号汉奸了。”或者说,“孙中山更有亲日的嫌疑,孙和日本关系一直很好,宋教仁被杀之时,孙一时愤懑,想去日本借兵伐袁,据说还和日本签有卖国协议。”等等。

揆诸史料,这些回答大都既回避了孙中山求助日本的复杂考量,更忽略了他警惕日本,乃至抗拒日本的言行。

孙中山早年为革命常采取实用主义,但对日本侵华一直持高度警惕

从1884—1924年,孙中山先后14次进出日本,累积居留时间超过9年。他将日本选作革命基地,主要有几方面考虑,一是这里靠近中国大陆,又有大量留学生,方便开展革命;二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向富强,是中国学习的榜样;三是中日两国同属亚洲,且所谓“同文同种”,因此孙中山一直期望日本能援助中国革命。①

孙中山和宫崎滔天合影孙中山和宫崎滔天合影

与此同时,孙中山对日本的侵华野心一直心存警惕,如1903年孙中山发表《支那保存分割合论》,声讨日本对福建、浙江地区的侵略。1911年2月,孙中山被给宫崎滔天写信说,“但恐贵国政策已变,既吞高丽,方欲并支那,自不愿留一革命党在国中也。”②武昌起义后,因日本为清廷提供武器,孙中山又对宫崎等明言:“非常怀疑日本的意向,日本会不联合英俄压迫、掣肘革命军吗?”回国途中,他遍走欧美各国,一方面是游说他们支持中国革命;另一方面则是希望能让英美联手,阻止日本干涉革命。

革命期间,孙中山对日本民间人士抱有好感,但对日本政府是极为不满的。1895年广州起义和1900年惠州起义时,日本拒绝向革命党提供武器;1907年和1910年,孙中山两次被日本驱逐出境;1908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被日本查封。到了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再也按捺不住愤慨,表示自己“常遭到日本政府的苛刻之对待,甚为不满”。③只是为了实现革命目标,孙中山时常不得不对日本政府委曲求全。

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孙中山怀有革命理想,而又缺少实力,除了通过不断变换盟友,以实用主义手段来实现目标外,别无他法。桑兵就此判断,“孙中山对其政治思想愈是笃信,其实用倾向的幅度也就愈大”,竟至给人不择手段的印象。和袁世凯不同,孙中山一切行为的出发点都是实现共和,他相信革命成功后,即能一举收回失去的利权、领土。

1919年后,孙中山的“反日”言论日趋激烈,遭日本媒体一再批判

一战后,中国民族主义勃兴,孙中山对日本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开始公开谈论日本侵华行径。如1917年5月,孙中山发表《中国存亡问题》一文,称“割台湾于日”“胶州已归日占”“日本占南满、东内蒙、山东、福建,均在(中国全国幅员)百分之五以上”等,言明日本的侵略行径。他还说,“日本强行占据胶、青,无异强盗行为!日本可谓强盗,吾国断不能与强盗交涉,更不能承认强盗有强夺吾国土地之权利”④,言辞相当激烈。

1919年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对日本的批评更是日趋激烈。他向《朝日新闻》记者谈起“一战”后的中日关系时,指斥日本军阀“逞其帝国主义之野心,忘其维新志士之怀抱,以中国为最少抵抗力之方向,而向之以发展其侵略政策”,竟意图继承德国在山东利益。孙中山最后指责日本人“日倡同种同文之亲善,而其待中国则远不如欧美”,⑤这才致使中国民众在感情上亲近欧美,而仇恨日本。

对于日本的野心,孙中山也是很清楚的。1921年,他对美国记者辛默表示,“日本之意,盖无(不)欲在中国扩充其势力,彼拟以施诸高丽人之手段,复施诸吾人,将中国改成日本之殖民地”,不过好在“日本此种政策,幸尤非日本臣民均所赞同,乃系彼军阀中之野心家主张而已”。1924年,孙中山在日本接受英文报纸《日本年鉴》采访,说到满洲问题,“承认日本在‘满洲’持有领土的问题可暂时维持现状”,但强调“这并非应将日本列进与其他列强不同范畴之中”。⑥满洲和香港、澳门一样,迟早要被中国收回的。

针对孙中山越来越多的“反日”言论,日本媒体竞相批评。如《东京日日新闻》指责孙的言论“带有危险的激烈性质”;《大阪每日新闻》则警告孙中山, 称他的言行有“急进主义与露骨的排外主义之危险”。⑦可见孙中山晚年是绝谈不上“亲日”的。

必须说明的是,孙中山对日态度是一方面,选择的策略又是另一方面。依据局势的变化,他的对日策略是不断调整的。流亡日本期间,孙中山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自然不能发表指责日本的言论;在广东建立军政府后,他才获得了直接批判日本的环境。1918年,孙中山在广东第二次建立军政府时期,因面对的敌人是日本支持的张作霖,他对日言论最为激烈。到了1923年,第三次军政府时期,孙中山的对手已变为亲英美的曹锟、吴佩孚,那么他相应地改变策略,期待联合日本,一同反对英美。⑧

孙中山是一个革命家,也是一个政治家。如学者俞辛焞所言,“政治家对一个问题的态度和言论,可以随环境变迁而有所不同,这是政治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在这个问题上,与其说是政治家的认识问题,毋宁说是政治策略问题,孙中山亦不例外。”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闻讯从日本回国。1913年3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在上海横滨正金银行内商讨反袁“宋案”发生后,孙中山闻讯从日本回国。1913年3月,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在上海横滨正金银行内商讨反袁

注释:

①陈三井:《四分溪畔论史》,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82页;②《致宫崎寅藏函》(1911年2月3日),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508页;③⑧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73、574、586页;④《与<益世报>记者的谈话》(1920年1月26日),见《孙中山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206页;⑤《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见《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74页;⑥段云章编著:《孙文与日本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74页;⑦段云章:《1923年后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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